如何举办遗址类博物馆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基本概念

关于什么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而统一的定论。我们认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应包括三大要素：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三者缺一不可。在充分了解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之前，还需引入两个概念：考古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不完全等同于考古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但又与它们密不可分。

（一）什么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是考古博物馆的重要分支，也是遗址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类型。其中，“考古博物馆”这一概念出现最早，约始于19世纪的欧洲国家。然而，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形式的出现早于“遗址博物馆”这一名称的产生，同样在19世纪，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建立在考古遗址原址上的博物馆。但是，“遗址博物馆”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在博物馆学文献中出现。相关研究表明：“遗址博物馆”一词最初特指考古遗址类博物馆，随着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遗址博物馆的类型变得多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从这一时期开始，在考古遗址原址上建设专题性的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在国际社会大量发展，逐渐成为潮流，“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这一概念也开始明晰。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是指在考古遗址原址上所建立的博物馆，一般是在室内（或保护棚形式）保护较为重要的、具有可观赏性的、在材料和结构上具备展示可能性的空间考古资源，它是考古资源维系、保护、展示、利用的基本模式之一。通俗地说，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主要展示该遗址考古出土的文物和标本，诠释遗址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在弘扬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根据类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具体可以分为建立在古人生活居住遗址、生产遗址、陵墓遗址、古代都城遗址之上的博物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传承、弘扬为主要功能，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随着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长，它逐渐成为国际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我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启动并部署安阳殷墟、西安史前半坡遗址、西周丰镐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河南三门峡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重要考古工作。1958年，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正式掀起中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建设的浪潮，同时期的还有定陵博物馆等。此后陆续建成开放的较著名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馆、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鸿山遗址博物馆等。这些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在多年的运营中，既有自身优势，但也面临发展瓶颈。其中一些博物馆经过发展已经成为国家一级馆，有些博物馆则发展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往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很多遗址，博物馆就是其核心的展示内容。根据相关学者研究：作为博物馆形态的拓展，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是对考古遗址较早的一种利用形式，而在对考古遗址的阐释方面，它是早于园区模式的一种尝试。在中国，近些年还延伸出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近十余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发展较快，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作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至2022年，国家文物局已开展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工作。

近年来，以“考古博物馆”命名的博物馆大量涌现。2019年12月，中国考古博物馆在北京建成；2020年4月，山西考古博物馆成立；2020年10月，洛阳考古博物馆开馆；2022年4月，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2022年6月，湖北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指出，考古博物馆的建设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些考古博物馆，有的依托遗址，如洛阳考古博物馆依托隋唐洛阳城遗址，有的则无特定遗址，但展示文物均以各遗址考古出土的文物为主，呈现出我国新时代考古博物馆类型多样性的特点。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区别于综合性博物馆和普通专题博物馆，也有别于生态遗址博物馆、民族遗址博物馆、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其他遗址类博物馆，它有其专属的内涵属性与发展模式。我国的考古遗址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在我国出现较早，后来还延伸出考古遗址公园类型。厘清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概念，梳理我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如何在中国创办运营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相关问题。

对于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自身来说，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遗址的展示、文物的保护等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同地方的考古遗址的特性各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因素为依托遗址而建的博物馆明确了不同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一）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我国考古遗址的发现往往具有一定随机性，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农民打井时意外发现的，而位于城市内或周边地区的遗址通常是基建时发现的，如广州南越文王墓、成都金沙遗址等。一般来说，遗址发现后并不能马上确定是否在原址上修建遗址博物馆，第一步骤要开展的是考古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考古调查是田野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掌握遗址文物分布的概况和性质，以便确定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和有重点地保护。第二步骤，便是收集遗迹和遗物两类实物资料。第三步骤，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所得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登记、撰写研究报告并予以公布发表，供进一步综合性理论研究之用。

就中国考古发掘的遗址而言，并非所有考古遗址都能在原址上建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一些具有突出考古成果的考古遗址才有机会进行原址保护并就地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此外，考古的调查、发掘和整理的情况，也影响了该遗址是进行原址保护还是填埋，是在原址上修建博物馆还是在他处另辟博物馆等问题，对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立起着关键作用。

随着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立，其范围可能还包含尚未进行科学调查和发掘的区域，如三星堆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等，考古工作在博物馆建立后仍按照若干阶段陆续开展。对于这种情况，除了对已完成考古发掘的遗址本体结构做好保护措施外，还要对尚未进行科学调查和发掘的区域做好监测调查，并适度保持遗址园区的保护范围，做好发掘、保护、展示的合理规划，并为今后遗址范围内的后续考古工作的开展预留充足空间。此外，还有一些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由于遗址范围过大，位于博物馆以外的区域，如湖北省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这一类考古遗址博物馆还要负责馆外整个遗址区和周边环境的安全和监测工作。

（二）考古遗址的展示与原则

遗址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最重要的内容，其展示应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尊重其真实性与完整性，应包括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考古遗址作为面向社会的公共空间，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与年龄层次的观众，在考古遗址呈现方面应尊重科学性和可达性。此外，遗址展示是多方面共同参与和作用的结果，应尊重可持续性，以利于今后继续优化与拓展。

对于考古遗址的展示，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建设遗迹馆，对重要考古遗迹进行原址保护与展示；一种为建设保护棚，可以保证对遗迹的发掘清理工作能够持续进行。无论哪种情况，均须处理好考古发掘和回填处理等技术难题，且最终目的均为建设永久性展馆。值得一提的是后者的情况，这种是适合持续开展考古工作的重要遗迹，可以保证遗迹的发掘清理工作能够持续进行，将考古工作现场与遗迹展示相结合，为参观者提供第一视角，增强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有效提高公众对考古工作的认识。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三个秦兵马俑坑采取边发掘，边开放的展示模式；再如最近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考古工作，积极面向公众，实现考古发掘的公开化和线上化，极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这也许是未来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筹备前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此外，要注重遗址和周边环境的平衡问题。对于遗址博物馆以外的空间环境，地貌环境与遗址本身息息相关，应避免开发过度，对遗址形成不可逆的破坏。还须注意的是，在遗址中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应避免体量庞大和过于醒目，应充分考虑遗址和周边环境的协调性，保证遗址本体展示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如位于秦皇岛的秦行宫遗址博物馆，充分利用遗址遗存的秦文化素材，不仅博物馆主体建筑仿制秦代建筑，就连展厅内所铺的地砖也带有秦代砖瓦代表性的回形纹路，这与遗址中宽厚的夯土墙、粗壮的柱础石、广阔的厅堂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三）不可移动文物的本体保护

从我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现状来看，大部分都是依托不可移动文物而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保护应遵循保护至上的原则，并施行有效监测。具体保护措施和监测方式，不仅针对已发掘的遗址，还应包括已进行考古勘探但未进行科学发掘的区域，须划定好遗址保护区。不少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所在的考古遗址，本身已是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应设置文保部门，并配有专业人员，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包括做好即时保护、预防性保护和保护规划等措施。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因此，须严格遵照《文物保护法》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的本体保护，并将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如南越王宫博物馆包含南越国曲流石渠、南汉宫殿和南越国水井等多个文物本体，涉及土质、石质、砖质、木质等方面的保护工作，其作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对外开放的同时做好文物本体保护，成为我国大遗址保护项目的优秀案例之一。

（四）可移动文物的科学保护和管理

可移动文物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用于展示和利用的最主要内容，它的三个核心是保护、管理和研究。为了使考古遗址出土文物能够长期稳定地保存下去，博物馆应针对不同材质的文物采取行之有效的修复方法和保护措施。文物藏品保护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其原状，尽可能消除隐患保护文物的原状，同时做好预防性保护措施，并适当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对文物进行养护和修复。对文物的修复，应以《威尼斯宪章》的要求为原则，包括可逆性、对文物做出最少干预、可辨识性等。在不改变文物器形与纹饰的基础上，对残破器物进行补配复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对于可移动文物的管理，最重要的是维护文物藏品的质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是长期性任务，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设立应充分考虑文物的保存环境，库房入藏、养护修复、陈列展览、外出展示等环节，都要把文物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此外，在拟定文物管理制度和文物编号、入档后，还应积极引入信息化、新技术，实现对文物的数字化管理。近年来，NFT数字藏品等新模式，也被广泛讨论如何应用于考古遗址类博物馆。

（五）遗址、建筑、环境三者的关联

在考古遗址上所修建的博物馆建筑本体，本身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充分考虑其设计风格和建筑材料，使得建筑外观与遗址主题相互兼容。此外，建筑与周边的地形地势、人文环境、生态环境是否协调且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专门机构来开展评估和设计。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整个博物馆以古墓为中心，外以回廊环绕，构成一个保护区，两幢陈列楼分别在古墓东面和北面，都尽可能远离墓区，避免墓室所在的山岗失形，建筑结合陡坡和山势，依山构筑，将综合陈列楼、古墓区和主体陈列楼三个不同序列的空间有机联系起来。

考古遗址的建筑，一般设立在考古遗址分布范围内或周边。根据我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情况，一种是在遗址上或遗址内建设，如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等；另一种是在遗址保护区外选址建馆，如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遗址保护区距离约300米的位置。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过多重视博物馆建筑的内部展示，而忽视建筑以外的遗址展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户外设计，应重视考古地层与地形地貌等问题。考古遗址类博物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资源的稀缺，尤其是位于或靠近城市中心的遗址，其建设范围的划定很难保证覆盖整个遗址，且在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防止对遗址和遗存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随着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立，一些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将有序推进，一些已完成发掘的遗址，随着博物馆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对遗址的历史诠释和文化弘扬也会随着藏品、展览、教育活动等内容陆续开展，这些业务活动将会不断拓展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发展空间。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活化利用

考古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考古遗址所在的博物馆，除了展示遗址原状，有的考古遗址还有非常丰富的出土文物，除了全方位展示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外，为了更好地让公众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信息，博物馆需要从陈列展示、公众考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化创意等方面着手，充分活化利用遗址与文物。

（一）陈列展示

辟建博物馆，进行全方位展示，是考古遗址活化的有效方式。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比，展览展示以“原物+原址”为核心，在展示内容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不仅包括出土文物，还包括考古遗址周边的生态环境资料，以及历史地理等丰富内容。为了使古代遗址“活”起来，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还要适当融合传统博物馆与现代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并借鉴最新科学展示方式，让考古遗址通过数字化、信息化、可视化、线上化等模式，以有效、快捷、亲民、活泼的方式传达给公众，这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活化利用的关键。

在遗址规划范围内修建综合性室内展示空间，其功能应涵盖遗址专题展示、地层分布信息、导览服务信息等内容，展陈方式应包含但不局限于博物馆中常见的文物实物、模型、沙盘、照片、多媒体、复原场景等传统展陈手段，也应多尝试三维视觉模拟、沉浸式情景模拟等新展示方法，以及注意传播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性，从而大大提高展览的感染力。如2021年提升开馆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览依据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文物，结合量子光学透光膜、触控飞屏、三体数据交互、多屏联动、三体成像系统和光影艺术装置等手段，塑造虚实结合、动静相宜的沉浸式体验；再如2022年开馆的湖北考古博物馆，在室外打造阳光房展厅，模拟田野考古和考古整理的场景氛围。此外，近期在我国文博行业中推广的博物馆AI、AR等新技术手段，可在展览中实现三维立体视觉+语音+手势交互的多重观展模式，也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未来在陈列展示上发展的方向。

（二）公众考古

一些遗址特别是史前遗址，有的因年代久远与公众之间产生了距离，有的则因遗址本身观赏性不足而缺乏吸引力。为了将遗址考古信息进行充分阐释，并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有效传达给公众，从而培养公众对考古遗产的兴趣和关注，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共考古学介入。所谓“公众考古学”，是以考古工作者为主导，从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对考古遗址进行科学管理，并向公众宣传考古学，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考古活动与文化遗产保护，使公众获得文化归属的自我确认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公共考古资源传播历史文化，不仅仅是单纯去满足公众的兴趣，而是唤起公众的本土集体记忆，增强公众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在以前，考古发掘报告都是在遗址发掘完成较长时间之后才对外公布，出土文物也不会立刻与观众见面，而是送到文物库房统一修复，由考古工作者做好研究后，通过展览才能与观众见面。随着公众考古学的推广，以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光棚建设等科技手段不断提升，文物及时获得保护并尽快对外公开成为可能。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发掘目前就尝试“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模式，通过线上直播、线上专访等多种模式、多种平台对外公布考古进展情况，让公众能即时了解遗址的考古进程和重大发现。随着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也应多举办拉近考古与公众的距离的各类活动，如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在近两年先后推出“我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修文物”“公众考古体验探索营”等活动，并定期组织考古工地现场研学活动，邀请公众走进考古现场，观摩遗迹、遗物，体验考古工作，既帮助公众加深了对乡土历史文化的认知，又增强了公众对考古工作的理解、关注和参与热情，进一步提升了考古工作和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影响力。

（三）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成果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解读的依据。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建设完毕后，应设置专门的研究中心或机构，并配有不同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遗址的文化传承功能。传统科研主要立足遗址的发掘，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对考古资料进行详细、科学的整理，并对出土文物和标本开展后续的研究工作，充分发掘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考古报告、相关的研究文章等形式，为后续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随着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运营，科研工作者还应围绕遗址主题开展专家讲座、学术研讨会等，以及出版研究丛书，并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做好遗址的文化传承。

（四）宣传教育

考古遗址属于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空间载体，开展不同层面、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是考古遗址和文物活化的有效手段。宣传教育活动是博物馆重要的日常工作，从最基本的讲解活动，到针对不同层面举办的教育活动、送展活动、新媒体宣传、教育出版物等，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应围绕这几个方面开展具体工作。如鸿山遗址博物馆策划的“快乐考古”实践课程，通过多媒体教学、模拟考古实践，唤起学生探究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文物保护意识。再如位于南越文王墓的西汉南越王宫博物馆，研发了墓室裸眼VR等全景导览模式，让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浏览墓室所有细节以及更多的信息，同时还推出《古墓探秘》VR游戏，实现墓室发掘可视化。

一些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因其独特性，如享誉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里面的秦兵马俑遗址本身就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对于其他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也可以提炼其特色做好宣传教育，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最早的中国”打造了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依托陕西华清宫遗址所建的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以深入发掘古代沐浴史和唐代皇家沐浴文化为看点。另外，宣传媒介与使用渠道的拓展也很重要，博物馆应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以及时下流行的抖音、小红书、喜马拉雅等新媒体渠道，全方位推广博物馆的文物、展览、活动等内容。

（五）文化创意

对于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来说，开发和经营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是传播博物馆文化、促进馆藏文物“活”起来的重要途径。文创产品包括装饰品、生活用品、文具、摆饰、挂画、文物仿制品、印刷出版物等多方面内容，这些设计的初衷，是让观众在参观结束后，可以捎带上具有精美图案和实用性强的纪念品回去。随着近些年全国多个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蓬勃发展，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获得了较好的口碑，并被其他博物馆所借鉴。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出台，博物馆可以采取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文物版权的有偿转让、商标使用权的出借等多种方式，开创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和经营之路的新模式。文创产品的设计应依托馆藏文化资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的图案、纹饰、颜色等元素，从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出发，并结合消费者的需求而设计开发。近些年，一些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还开始向食品方面开发新创意，如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在2021年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金杖推出了“杖中之月”月饼，可谓创意满满。

对于坐拥这些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博物馆而言，如何进行文物活化实践，并与广大公众共享珍贵的历史文化，是博物馆需要思考、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如今，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和要求也在提高，对于博物馆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于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创办和运营，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受到考古学、博物馆学、城市规划、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是多学科的交汇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协同完成。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于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工作者来说，应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与展示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南越王博物院霍雨丰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