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举办金融类博物馆

金融类博物馆的源起与现状

创办金融类博物馆始于欧美，最初是银行业在发展中自发产生的一种保护和宣扬行业文化的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建有自己的博物馆，例如拥有国家中央银行地位的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比利时国家银行、摩洛哥银行、巴西银行、阿根廷银行等，以及商业银行中的翘楚如德意志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创建的博物馆，大多会通过展览来呈现本银行的发展历史、本国货币政策的演进和本国货币形态的发展历程等，借助自身的金融历史表达文化自信。

银行之外，其他主体参与金融类博物馆建设的情况在不断增加，更多的金融主题展览被开发出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美国史密森学会运营的美国金融博物馆。这家坐落于纽约曼哈顿金融区中心的金融博物馆，被评价为既是现实金融问题的诠释者，又是美国整体金融发展足迹的守护者。

在我国，金融类博物馆的创办同样发轫于银行。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创办了中国钱币博物馆，这是我国首家金融类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从事古代、近现代货币和银行史相关实物的收藏、陈列和研究，在展览中国货币通史的基础上不断推出不同主题的金融展。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先后在武汉、宁波、兰州、昆明、南宁、石家庄、乌鲁木齐、济南、郑州等地建立起博物馆或陈列室，开展钱币历史研究和货币文化展示、教育等工作。

随着我国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金融文化的内在需要，印钞单位、商业银行、金融院校、政府、企业和收藏家纷纷加入创办金融类博物馆的行列，如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创办了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上海工商银行创办了上海市银行博物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创办了东莞市钱币博物馆，广东金融学院创办了广州货币金融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系统创办了沈阳金融博物馆，南京永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了南京永银钱币博物馆，收藏家屠燕治先生创办了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金融人士王巍先生创办了天津金融博物馆，等等。此外，多主体合作办馆的模式也已在探索和实践之中。不同的办馆主体，他们从不同的地域视角、时间轴段、领域空间、文化层面为观众建造起了解经济发展与金融活动的平台，共同促进着我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繁荣。

截至2021年底，已经在我国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钱币”“银行”“货币”“货币金融”“金融”“印钞造币”“票号”“票证”“保险”“证券”“财税”为名称的博物馆总数超过50家，覆盖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东7家，陕西6家，广东、浙江各5家，北京4家，河南、江苏各3家，天津、安徽各2家，部分省份1家。从已登记注册的金融类博物馆的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密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此外，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已经建立了陈列厅但没有登记注册或没能实现登记注册的金融主题展示馆，其数量不少，初步估计不下50家。

在金融活动深度渗透社会生活的今天，金融类博物馆作为传播金融知识、培育金融观念、传承优秀金融文化的特殊场所，在响应时代需求上具有独特的作用，金融类博物馆的发展空间巨大。

我国《博物馆条例》定义博物馆为：“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金融类博物馆，同样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是收藏、保护和展示金融文物的非营利性组织。创办金融类博物馆，既要遵循博物馆建馆的一般要求，也要认真剖析此类博物馆的独特性，了解现阶段的同业发展情况和同业建馆经验。本文就金融类博物馆在建立健全收藏与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馆基本功能的过程中需要专门注意的事项进行简要介绍。

（一）收藏与保护

1.厘清金融概念，明确收藏方向

收藏是博物馆最基础的功能之一，金融类博物馆开展收藏工作时要特别注意辨析金融名词对应的文物范围，把准它们对应的文物收藏方向。通常，金融类博物馆的馆名、展览标题中都会含有特定的金融名词，这些名词起到划定展览叙事范围和展品选择范围的作用。

例如，“货币”与“钱币”，这对名词意思接近，在生活中经常混用，但细究起来，“货币”包含“货”与“币”两层含义，而“钱币”则更倾向于指具有专门形态的流通货币。又如，“货币”与“金融”，两个词语常并肩出现，但“货币”只是金融运作的对象，“金融”的内涵显然更丰富、外延也更广阔。所以，博物馆若以“金融”来命名，藏品就不应限制在钱币这一个种类里，债券、票据、股票等金融工具也应当作为收藏与展示的对象；但博物馆若以“货币金融”来命名，那么以实物货币和各种钱币作为核心的收藏对象就无可厚非了。

藏品与馆名之间良好的对应关系，既能体现办馆者的金融素养，也能为收藏工作指引明确的方向，避免散乱征集浪费经费。

2.注重藏品体系化建设，提升藏品质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活动一旦开始就不曾停止。金融文物是社会经济活动遗留的物证，自身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们在历史长时段中的体系性价值。金融文物的种类不少，常见的有货币、金融票据、债券、股票、金融文书、金融器具等，但是单件藏品发挥的证史作用远不及体系化藏品。

建立和完善藏品体系，对于金融类博物馆来说十分重要。以钱币藏品为例，每枚钱币都有它的时空坐标，从它的身上可以读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信息，而将各个时代的钱币连贯起来，则能反映出历史长时段中的政治更迭、经济发展、审美变化、技术创新等社会发展情况。倘若钱币藏品时序跳跃、彼此关联性差，那么这些钱币传递给观众的信息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金融类博物馆开展藏品体系化建设的维度是多种多样的，主要依据自身的任务而定。不同的藏品体系，承担不同的展览任务；藏品体系化建设越完善，藏品对展览的支撑力越强；体系中的精品越多，展览的档次越高；体系的维度越多，博物馆开展不同主题展览的资源越丰富。

总之，藏品体系化建设非一日之功，博物馆在组织藏品时切忌急于求成，要避免藏品五花八门不成体系、数量大、质量低等问题，勿使七拼八凑甚至真伪不明的藏品成为展品。一些所谓“博物馆”达不到注册条件，藏品质量低未必不是其中原因。

3.注重藏品保护，延长藏品寿命

创办金融类博物馆，同样需要掌握文物保护的专业知识。曾经因为保护不力而导致的铜钱锈烂、银锭变黑、纸币虫蛀等桩桩教训令人心痛，今天的博物馆应当引以为戒。

金融类文物藏品，通常有铜、银、金、木、纸等材质，不同材质的文物藏品有不同的保护原则，如青铜文物喜干不喜湿，湿度最好不超过35%；青铜文物一旦出现粉状锈，要立即与其他藏品分开放置，以免病害传染；纸质藏品怕光、怕水，入库以密封避光保存为宜，库房相对湿度保持在50%—55%，展览时的标准照度不宜超过50勒克斯，相对湿度以65%为安全上限；银质器物对空气中的硫化物极为敏感，展柜密闭性不足或使用普通粘接剂可能导致银锭变得灰黑暗沉；木质藏品干湿变化过大则容易开裂，并且需要做好除虫处理。

以上这些文物保护常识，运用在金融类博物馆里并不复杂，但若在思想认识上忽视保护、经费投入上不愿付出，那么时间一长，后果恐怕就是难以逆转的了。

（二）研究

博物馆本身也是研究机构，研究在金融类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中具有大脑中枢的作用，它为精准征集藏品、科学管理藏品、深挖藏品价值、开发展览题材、提升宣教水平等一系列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是博物馆良好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金融类博物馆的研究工作通常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即博物馆工作方法和理论的研究；二是藏品研究，包括鉴定藏品真伪、藏品时代和揭示藏品的内在价值等；三是在特色专业学科方面的研究。在实际工作中，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往往相互渗透，如对经济史、科技史的学科研究通常会与金融文物研究相结合；考古成果也会应用在金融文物的研究中，对文物真伪鉴别和内涵揭示发挥作用；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研究会转化在展览与教育中，为创新工作方式提供思路；金融文物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会作用在藏品征集和运行管理等具体的工作中。

金融类博物馆的运行，需要复合性的学科知识作为支持，涉及经济史、金融史、经济学、金融学、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跨度比较大。我国目前此类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相当大部分是以金融单位工作者的身份介入的，少数是以文物工作者的身份介入的，还有少数是以收藏家的身份介入的，工作人员知识结构“偏科”的情况在所难免。因此，金融类博物馆应在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从运行机制上为引入和培养复合型人才铺路。

（三）陈列展示

金融类博物馆在展览策划上，应当突出金融的个性，避免模式僵化。在处理展览内容与藏品的关系上，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展品堆砌但内涵揭示不足，另一种是图文信息丰富但缺乏实物印证。

在藏品陈列上，要摸索符合自身藏品特点的陈列方式，针对金融文物体量较小、外形相对扁平、艺术表达含蓄的特点，从展柜、灯光、辅助手段上量身定制方案，注重展品与观众的距离关系、展品分布与展柜的关系、展品与历史情境的关系，注重灯光与展柜的选择以及说明牌的规范与美观等布展细节。

随着多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博物馆在展览形式上引入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式展项的情况增多，这虽有助于提高展览的趣味性和观众的参与性，但过多的多媒体、数字化展项可能会带来喧宾夺主和审美疲劳的负向观感。总之，在应用多媒体、数字化展项时，恰到好处才是关键。

此外，在展览文字的使用上，既要保持经济学、金融学的严谨性，又要做到深入浅出，尽量照顾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不宜过度理论化和学术化。

（四）教育

金融类博物馆在教育功能上应当突出金融教育的内涵，把文物欣赏与金融知识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自身所长，主动承担起为社会提供金融启蒙教育、填补学校教育空缺的社会责任。

以货币通史类展览为例，展览中呈现货币由天然形态到人工形态、从金属形态到纸质形态、从实物形态到信用形态的进化过程，当中会触及许多的金融知识，如一般等价物、虚值货币、信用货币、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行准备金、发行量、货币制度、汇率等，知识延展性非常强。

所以，作为金融类博物馆，在策展前期就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把金融知识渗透在展览中，把各种知识点与文物藏品有机结合，而不是仅仅对展品做个简单串联。而在开展宣讲教育时，则应当积极借助文物的实证力量、丰富的展览手段、生动的讲解和有趣的体验，把金融教育融入参观的全过程中。

金融类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建设

每家博物馆都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独特土壤，办馆背景、办馆资源和运营条件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巨大。尽管起点不同，但在平稳运行后，多数博物馆会更加聚焦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建设。社会影响力越大，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才会显现得越充分。关系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建设的因素很多，以下仅列举主要几点。

（一）馆址、馆舍影响力

优越的馆址、良好的馆舍为博物馆的建设铺垫非常重要的基础，使许多工作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优越的馆址为博物馆的公众联系打开“绿灯”，而位置偏僻、交通成本高昂的博物馆，获得观众主动选择的机会就会低许多。

中国钱币博物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北京西交民巷，以原北洋保商银行和原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两幢历史建筑为馆舍。沈阳金融博物馆，西傍张氏帅府，依托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控股的边业银行旧址建馆。这种馆舍置于金融历史建筑内部，馆址位于游客密集区域的金融类博物馆，是观众最易亲近的。馆舍置于公共文化休闲区内，也非常吸引人流，如佛山岭南金融博物馆设馆于千灯湖畔，公园城市名片与博物馆文化名片效应叠加，博物馆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力就会迅速扩大。馆舍位于出入便利的现代金融建筑体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东莞市钱币博物馆，建馆于城市CBD区域东莞农商银行总部大楼首层，出入方便，内外环境舒适，博物馆与现实的银行生态衔接，金融氛围浓厚，也能符合观众多层次文化体验的需求。

馆址、馆舍对博物馆影响至深，所以一些博物馆会以迁址来打开新的发展局面。如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原址位于上海工商银行办公大楼内部，不太方便观众前往参观，但在运行了十六年后，成功地创造条件，在复兴中路原上海律师公会旧址建筑内开辟了新馆。

（二）展览影响力

各行各业都有从量变到质变、厚积薄发的发展过程。金融类博物馆影响力提升与展览开发、展览升级紧密相关。

以同业中建馆时间最长的中国钱币博物馆为例，自其建馆以来，固定陈列部分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陈。目前的货币通史展览，不仅延续了其一贯以来展览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的特点，还汲取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增加了文物展示的品种与数量，尤其是精品文物出展的数量显著提高，展柜灯光的运用更加专业，艺术手段和多媒体使用也有所变化，展览质量不断拔高。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改陈，为同类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越是优秀的博物馆越关注进步，通过优化展览保持自身的影响力。

再以上海博物馆为例，上海博物馆虽是综合类博物馆，但馆中常设一个钱币展厅，有不少观众专程奔着这个展厅去，厅里展览的是杜维善先生捐赠的丝绸之路沿线古国的货币。这个展览的展厅布置极简，但藏品却非常精美，平实的墙面上嵌着包装好的钱币，除了有藏品的名称、时代等基本信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说明文字。这样的展览，普通观众可能看着不热闹、不明白，但专业人士欣赏起来却津津有味，因为这些藏品离人足够近，品相足够美，档次足够高。这种展览，可以说是将影响力直指专业人士的。

以上是两个比较极致的案例，其他博物馆不一定能仿效，但却能借此对自身举办的展览进行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自身的展览能力、观众结构和展览目标，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展览方案。

（三）行业影响力

金融类博物馆的各项建设是否达到专业水准，综合水平如何，既需在同业交流中进行自我判断，也需要获得来自博物馆行业的专业评价。

规范的行业组织为博物馆带来不少学习交流机会，这是博物馆与同类型博物馆开展横向学习、交流和自我评价的机会。中国博协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中国钱币学会，都是适合金融类博物馆参与的交流平台。中国博协下属的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是中国博物馆界最早参加国际博协的委员会之一，委员会下属近百家钱币、银行类文化单位和博物馆，定期组织学术与信息交流，活动质量较高。中国钱币学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钱币学与货币史领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专注于学术交流，它对促进金融类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则对于所有的博物馆都是一份很好的办馆指引和对标提升指南。博物馆尽早树立起定级评估意识，制定稳步提升方案，走规范发展道路，将对博物馆的长期建设大有裨益。

（四）社会互动与宣传影响力

与社会的深度互动，是博物馆影响力延伸的重要途径，这种互动在当今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而金融类博物馆与社会的互动，既可以聚焦于传统的历史文化，又可聚焦于现实的金融教育，这是金融类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在教育功能开发上，金融类博物馆实在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来自社会的需求非常大，人自出生起就是经济人，与货币、与金融发生着各种各样联系，金融教育与辅导人人都需要；另一方面，在我国中小学学校教育中，金融教育是缺乏的，即使大学阶段，也只有学习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相关学科。大多数人的金融知识是在家庭教育、阅读社会信息和办理金融业务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而金融知识不足往往是人们落入诈骗陷阱的重要原因。金融类博物馆面向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开放，既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也是传导诚信价值观、正确金钱观的最佳场所之一。在对金融教育的探索上，天津金融博物馆颇具前瞻性，率先引入国外先进的理念，举办论坛活动，在国内引发博物馆金融启蒙教育的探讨。东莞市钱币博物馆结合长期以来的银行工作经验，开发了适合不同年龄层的“阶梯金融”系列教育讲座，坚持开展金融知识普惠教育，实实在在成为当地学校和家庭的校外金融课堂。

但在社会互动与宣传方面，目前总的来看，金融类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相比尚显保守。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运营等方式，已经搭建起打破时空限制的综合性互动平台，展览赏析、知识延伸、文创购物等都实现了平台传播，影响力无限延伸。金融类博物馆有必要进一步打破原有思维和传统定式，投入更多的精力建设传播平台，将博物馆和实用金融进行趣味的、有机的结合。

概言之，金融类博物馆的成功创办，既要求掌握一般博物馆创办的常识，又要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克服自身的局限。只有开启智慧，扬长避短，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同时，与时俱进，大胆创新，金融类博物馆才能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出自身服务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

东莞市钱币博物馆邱山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