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中随葬的缩微建筑模型被称为“建筑明器”。两汉最盛，材质以陶居多，另有少量铜、石、木。

“建筑明器”是总称，包括不同功能的各种建筑模型，常见的有仓、灶、井、厕（圈）、房屋、楼阁、院落等。因大部分为陶制，常被称为“陶楼”、“陶屋”[1]。

汉代建筑明器出土范围很广，基本类型也较一致。地域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建筑传统的区别上，例如，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屋多为干栏式建筑，还出现了陶船，这是北方没有的情况。

从诸侯王墓到中小型墓皆有建筑明器出土，中小型墓随葬建筑明器的现象更为普遍。至于墓主的身份，陈直认为，明器还是中小资产者所用，一般平民未必用得起，都城长安的陶灶一具需要二百钱，配置一套明器下来，少不了一千钱，要折合十石米价[2]。

沂南汉墓前室东壁的横额上是一幅祭祀图（图一），祭祀人群的右下角放着一座小房子，发掘报告称“其小不能容人”[3]。国庆华认为这是前来祭祀的人带来赠与死者的明器陶屋[4]。上文提到，长安一具陶灶需二百钱，有的陶灶范上还有“买者大富贵”的文字[5]。如此看来，建筑明器是一种流通的商品，到墓中才有了它的主人。

对建筑明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和建筑学两个领域。不同学科处理材料的目的和方法不同。考古学的研究多采用类型学的方法，考察建筑明器反映出的汉代社会生活，以复原历史为目的。建筑学则试图通过这些材料复原汉代建筑的技术和结构，用以弥补汉代建筑实物的缺失。

然而建筑明器作为随葬品，由于不同的创作目的，与现实建筑之间存在距离。本文关心的是建筑明器反映出的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要透过明器还原汉代现实生活。通过分析建筑明器的出土环境、视觉表现、制作技术，以及与墓葬中其它元素的关系，试图去发现这些明器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为何如此表现。

建筑明器与墓葬 一

（一）空间性

墓葬形制在汉代发生了重要变化，横穴室墓取代了竖穴椁墓成为主流[6]，这使墓葬更像是死者在地下的居所。许多墓葬都有精心设计的墓门和墓顶。随葬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表现家居形象的模型成为陶制明器的新类型，建筑明器也得到了发展。

随着汉代横穴室墓的流行，墓葬系统中的建筑语言丰富起来。与墓葬相关的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石阙和石祠（石室），属于墓葬的地上部分；第二类是墓室[7]和葬具[8]；第三类是建筑明器和表现建筑的图像[9]。前两类仍属于建筑。无论石祠、石室，还是墓室、棺椁，都是丧葬建筑的一部分。包括运用于墓葬中的“仿木结构”[10]，对许多墓葬来说，雕刻和绘画的门、窗、柱子、斗栱仍属于墓葬结构的一部分。可以是真正起作用的结构，如沂南汉墓中的立柱和斗栱，参与墓室的建造；也可以是装饰的结构，如浙江海宁汉画像石墓墓门两侧刻画的斗栱[11]；还可以用来分隔墓室壁画的空间，如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壁画分上下两层分布在砖砌的斗栱间[12]。第三类属于建筑的形象。建筑明器是器物，更是一座立体的建筑形象。

如果将墓葬看作死后的居所，为什么还要将这些建筑模型放入墓葬？与生人的世界相比，墓葬的空间再大也是有限的。秦始皇拥有无与伦比的陵墓，他想将天地都装进去，但也只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随葬品和绘画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使有限的空间变得无限丰富。不仅表现建筑，有时甚至是一座城市[13]。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有一附属墓室，是用石条砌成的一个四进“宅院”，包含正门、厅堂、庭院、仓厨、井、厕等设施。我们知道，石头的加工是相当费时费力的，也只有诸侯王用他的权力才能建造这样一个地下宫殿，这十一室十三间的院落总面积就有335平方米[14]。

同样是墓葬中的“建筑”，淮阳于庄汉墓则出土了一件陶院落模型（图二），南北长1.3米，宽1.14米。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东部为院落，西部为田园。这座院落的布局与北洞山楚王的附属墓室十分相似，院落有三进，包括前院、中庭和后院。一条狭长的田垄在院落内部明显只是象征，汉墓中还发现过许多水田模型也应是此意。如果查看发掘报告，会发现，这座墓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一米见方的陶院落放在北端，占去了这座墓约三分之一的空间[15]。院落复杂的结构与墓葬简单的形制形成反差，似乎墓葬有限的空间可以通过这座缩微的宅院得到延伸。

另两个例子来自郑州地区的空心画像砖墓。两座墓各出一座陶院落，结构相似，由门房、阙楼、仓房、正房、厨房、厕（圈）组成。

郑州乾元北街墓为空心砖长方形单室墓，院落放置在墓室西端[16]。空心砖装饰有同心圆乳钉纹、变形鸟纹、变形虎纹、树纹、几何纹等。但有两块砖稍显不同，分别位于陶院落南北两侧，这两块砖均有人物画像，南侧砖共六人，其中二人持械格斗，四边饰以车马出行和山中狩猎，北侧砖四边也有山中狩猎。这样的安排显然是造墓者有意为之，这表明院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画像发生关联。这种空间上的关联也给了我们解读的机会，画像的内容似乎在营造院落存在的环境，墓葬空间瞬间变得含义丰富。

郑州南关159号墓比乾元北街墓多一个耳室，陶院落刚好放在耳室中[17]。整座墓的特殊之处来自两块封门空心砖，表现两幅纵深的宅院形象[18]，工匠将院内外的建筑布局都模印出来，其间散落着树木、凤鸟、骑射的队伍，主要建筑里还模印了人像。然而墓内没有再出现有主题的画像，有的只是一座三维的、缩小的陶院落。

这些例子表明，建筑明器在墓葬中并非没有意味。有时墓葬结构甚至会随之发生变化，说明这些放置建筑明器的空间很有可能是提前安排好的。如焦作白庄41号墓，一座仓楼位于前室西端，如果以墓道为中线的话，前室东西两端并不对称，西端刚好放下仓楼，看起来就像一个专门为其设置的壁龛[19]。焦作白庄6号墓也有一横置前室，陶仓楼同样位于西端，而仓楼北部又砌成一小室（图三），正好放下一个猪圈，这个小室应该就是为放置猪圈而置[20]。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多在墓室后端，有的专门开小龛放置[21]。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放置在两层四块大红砖铺砌的地面上，与周围青灰砖区别开来[22]。

黄晓芬注意到汉代室墓随葬品的摆放特点，认为一般情况下，仓、灶、井多摆放在墓门附近，或侧室入口处，而厕（圈）则基本放置于棺木一